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身后境遇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国内依然视之为神。尽管这个国家对他怀着复杂的情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谈到毛泽东时，其口吻还是俨然在说一个神祗。事实上，即便到了共产党实际上的新领袖邓小平准备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再评价的时候，也是为了适应他自己领导的政治需要。那时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出“毛泽东”这三个字。随着时间静静地流逝，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开始少了起来，人们愈来愈不重视他了。1978年《人民日报》不做任何解释就不再用黑体字来印刷报纸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同一年在上海，当我在复旦大学门口拿起相机准备给毛泽东的白色石膏塑像拍照时，一些学生领袖制止了我。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别照了，下星期我们就要把它推倒了。”一位北京的外籍居民从中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1500枚毛主席像章，这些中国人认为：“留着它们不大好，扔掉在政治上又不明智。” 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日渐具有明显的负面色彩。1979年的一个内部指示提及毛泽东的小红书时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此后的一个内部文件则为如何处理风行天下的毛泽东像感到颇费踌躇。“毛主席像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北京的领导层似乎为如何公开地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而迷惑。我于1980年在本书的第一版里写道：“中国必须，而且我认为将会巧妙地处理毛泽东的遗产。中国不再需要毛泽东这个人，可是却需要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邓小平时代最初开始处理毛泽东问题时的具买境况。 1980年夏天，我作为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代表团”的一员随团访问中国。我注意到那些对毛泽东知之甚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对此讳莫如深。在我们代表团和中国专家进行对话的研讨会上，中国的专家们通常会对美国学者提出的问题报之以苦笑而不是回答。他们会搪塞说：“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研究。”如果有人以苏联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间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来对毛泽东作出任何评价，都会令中国的专家们惴惴不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上，社会理论家于光远提到了社科院正在编纂一套百科全书，不久即将问世。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便询问出版的时间表，于光远笑着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M’字母开头的那一卷目前还不能出版，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里对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广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样为中国革命做了很多事情的同僚们的很多荣誉都被加在他的头上。他在对人民的判断上是专断的。他以政策上的迂回浪费中国大众的热情。在 20世纪70年代他脱离了大众的看法而过多地依赖他的亲戚和善于迎合的官员。”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些错误中还没有一个被正式地承认。代之的是， “四人帮”很快受审并因为这些政治错误被判有罪。诚如于光远所言，到1981年6月时“某些事情发生了”，共产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他不再被当成一个神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肯定和批评恰巧和西方汉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吻合：毛泽东的最伟大的业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领导抗日战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乌托邦主义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称：“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1969年的“九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他为自己和毛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主义并没有完全被邓小平主义所取代——并不明显地存在一种名为邓小平主义的哲学——但大部分毛泽东曾经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观念淡化，专家意见和技术被重新重视，经济活动自身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西方的产品和观念受到欢迎(一直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10年。年轻的作家兼商人武真周(音)注意到邓小平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敞开大门加速了这种健忘。“外国人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直接说三道四，”他写道，“但是外国人优越的产品和高水平的生活把共产党给我们培养的自大戳了个窟窿。” 接着武提到了毛泽东时代：“记得我们是在像‘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口号下长大的。我们真的开始相信向我们散播的台湾太穷了、他们不得不吃香蕉皮的传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富裕的而中国是贫穷的……在金钱的统治下，未来的脊梁和大部分中国人都想不去提那些陈年往事……面对着外国的优越性，为什么认真地剖析‘文化大革命’反而让中国觉得更坏?” 个人主义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出现了，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这是一场比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更为深远地背离毛泽东主义的运动，且不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吩咐下。这是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含蓄颠覆，无论是毛泽东的道德集体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市场和列宁主义的混合。当邓小平向西方的资本和管理技术敞开大门时，他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但事实上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个人想法与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都有龃龉之处。但足可惊讶的是，在某些层次毛泽东的复兴也显出了势头。在知识界主要表现为对毛泽东重新研究和撰写有关他的著述，这在80年代始终未辍。由于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控制有所放松，因而毛泽东研究的一些禁区被突破了。出人意料的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已经被公开禁止的关于毛泽东某些方面的研究开了绿灯。正如毛泽东的前秘书、历史学家李锐所评论的，《决议》“不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的结束而是开始”。军方人物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回忆录、高层人物的研究传记、以档案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和党的文献的汇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毛泽东的行为和言论。对于毛泽东的描写力求不落入中国历史编纂的传统窠臼；在传统的历史编纂中几乎没有关于个人的内容，个人往往只是一个集体中公共价值的具体体现——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李银桥说过一番话，这番话也许可以解释我们能够从他身边不同的工作人员知道一些有关他的回忆，“银桥，”他说，“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他接着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 这些20世纪80年代作品的读者了解到了毛泽东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农民式的口味，失眠，为“大跃进”失败而落泪，习惯在堆满书的床上睡觉，在孤独的晚年岁月渴望年轻人的陪伴；也知道了从1953年起作为惯例他年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遥望大海发誓要“解放”台湾：知道了他在吃完晚饭后看戏时喜欢松开腰带，有一次看到兴奋时就站起来鼓掌，结果发现他的裤子已经滑到脚踝：知道了在1974年做白内障手术时他要求播放宋词。这些20世纪80年代有关毛泽东的新的著述没有超越我在第一版中勾勒的毛泽东的全貌，但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国国内的形象，也改变了中国大小官员们对毛泽东所持的论调。到1988年这些著述引发了新闻界对毛泽东的错误坦率的重新评价。在那一年12月共产党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95周年，这事实上是官方媒体第一次登载毛泽东自己承认他的严重错误的内容。《光明日报》则登出了一篇详细描写从1971年春到毛泽东去世期间他的严重健康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由于吸烟而引起的呼吸疾病。总之，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分水岭之前，对于毛泽东的重新关注是低调的、实际的。强调他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既有魅力也有弱点。《毛泽东传》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我的《毛泽东传》被视为毛泽东复兴大潮中涌现出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首发并译成其他6种语言出版后的8 年里，中国的出版业就没涉及过毛泽东。当1981年一个中国出版业代表团来到纽约时我的出版商把这本书给他们看，这些中国代表们小心翼翼地翻着，就好像在耶和华见证会上捧着一瓶威士忌一样。但是到了7年后的1988年，一家出版社发现人们对毛泽东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所以他们甘愿抢先出版一个中译本且几乎未经删节。就在1989年春政治风波日益高涨的时候，我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接待来访的译者刘路新。他带来一本我的《毛泽东传》和一则关于这本一个月以前才发行的书销量超过5000册的新闻。关于这本书的书评、研究它在势头渐强的“毛泽东热”中的角色的文章在整个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为什么这些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平民如此渴望阅读有关毛泽东本人的东西?此前毛泽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信仰，但是人们新的兴趣点在于他这个人以及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一切。中文版《毛泽东传》的读者们告诉刘路新和我，他们兴奋地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以前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毛泽东性格及他和上上下下的人们的关系等方面的东西。在1989年年初，人们通过把毛泽东的儿子和当时共产党某负责人的儿子相比来抨击时政，前者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而贪婪的后者则靠卖彩色电视机大获其利。一个在合资企业工作的计算机专家对我说了一句影射到毛泽东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控制局面，我们也需要从权力的幕后走出来面对人民的领袖。” 1989年之后，不仅历史和文学领域对毛泽东的兴趣持续不衰，一年之内民间的“毛泽东热”也出现了。大街上和商店里叉出现了毛泽东的照片和画像。他在流行艺术中重新现身。对毛漆东普遍的兴趣是当时知识界为数极少的得以延续的事情之一。中文版《毛泽东传》捷报频传。在全中国发表的对这本书的评论有如潮涌，各地关于这本书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一个来自长江流域的干部在给出版者的信里这样写道：“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写这本书的话，结果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对毛泽东有太多的热情，要么是过分攻击他。但是我为作者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作出的结论感到惊讶。”一个来自安徽的百万富翁看完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我挣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怀念毛泽东。”一个曾经是天津的某工厂管理者的人感激地说：“读了您的《毛泽东传》后，我决定放弃我的令人羡慕的、地位很高的职位，我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变成了一个企业家。”这些评价共同认为这本外国人写的书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的和人性化的，而这是中国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中一直以来所缺少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评论员说：“我们领导人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本外国著作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促进”：“我所希望的是现在能有中国作家会写毛泽东”。这本书并非没有招致批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相对坦率的评论、赞扬和这本书巨大的销量。本书第一版的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警告对这本书进行盗版的不法分子们停止其行为，同时向读者承诺他们正在着手出版的修订版不久即将上市。最后，到1998年年初的时候，这本书在中国卖了120多万册，高出该出版社近年以来出版的任何一本书的销量。在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北京青年报>在100个人当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关于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的来源。令人吃惊的是，提及最多的一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高校学生和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最为推崇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这家报纸报道说，“读者们觉得特里尔的书‘准确’、‘引人注目’井且‘最为出色’。9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是前所未有的、令人难忘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各个省份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如潮水一般，在顶峰时仅仅1993年就有10HD多种。被迷信化的毛泽东通过他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毛泽东带走了中国的过去。116]有人充满钦佩地总结说：“他是破坏之王：挥舞着铁铲即刻埋葬了旧中国。”这样的文化破坏也使得毛泽东自己的统治丧失了能够被理解的背景——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下去。无法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找到其定位，毛泽东被拔高到迷信的领域；要么是神要么是魔鬼而不是一个历史的个人。 “毛泽东热”作为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在1990年的南中国渐成气候。毛泽东的像章和照片或被戴着或悬挂在商店或者家里的墙上作为吉祥的象征。在1989年，印刷了370000帧毛泽东标准画像以供公开出售，第二年这一数目上升至230万，在1991年则达到了5000万。在私营商店可以见到夜光的毛泽东半身像和每滴答一下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就挥一下手的闹钟。甚至出现了毛泽东的寺庙。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说这样一个故事：1990年在广东发生了一次8辆汽车相撞的事故，8个司机中7个人受伤了，只有在挡风玻璃上贴了毛泽东像的那个司机安然无恙。整个90年代在汽车的方向盘或窗户上悬挂、粘贴毛泽东像作为护身符的普遍习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民间把毛泽东演绎成了一个能够带来吉祥的神，书籍里所展现的毛泽东则又是另一番景况。二者的中间地带被流行音乐占领了，毛泽东的话和形象被编了进去。在90年代初，卡拉OK俱乐部里挤满了享受毛泽东颂歌乐趣的年轻人。有一盘名叫《红太阳》(“文化大革命”时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流行音乐磁带，它的歌词是根据毛泽东的口号和理想编写的。这盘磁带在1991一19 92年间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卖了600万盘。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音乐适合他们想远离公众生活的心情；他们能忽略毛泽东主义的歌词而单单是欣赏音乐的节奏。这一盘磁带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官司多了起来，兜售关于毛泽东生活的同一奇闻的作者们之间也是如此。这种新的毛泽东主义几乎无法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主义相比。它太愉快、太商业化、太麻木了，不能让任何人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那狂热的岁月。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大胆的专栏作家在1992年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看法。他说毛泽东题材的通俗音乐和艺术表明了一个国家“正在变得足够成熟来嘲笑它所忍受的可笑和荒谬的过去”。在流行音乐里唱出毛泽东的话、在毛泽东的画像下做生意，是在多年的健忘后重新获得精神的一种方式。回忆那个已经永远去了的和日常生活有着莫大关系的人，“毛泽东热”就好像一场被拖延了很久的葬礼仪式。但他的形象不会离开任何一个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的意识。新毛泽东主义的一些方面让人们回想起把黄帝作为永不可及的至圣的悠久中国传统，也让人回想起另一种信仰：中国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有朝一日这样的时代会重新来临。当1991年长江流域洪灾时，农民们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纪念物件祈求佑护，就像中国信佛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紧紧地抓住观音的画像或塑像以求平安发财一样。在中国大众信仰的折中主义传统里，毛泽东被披上了信仰的华丽服饰。像到西安以北黄帝陵的朝圣者们一样，大批的人们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在我们“毛泽东研冤代表团”访问的那一年(1980)，只有21万人参观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村，而1992 年有120万人去了韶山，在1986年到1998年之间总共1400万人踏上了韶山之旅，毛泽东身后的境遇完全是他的家长制作风的结果。“毛泽东热”的高涨是因为几十年的专权统治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平民变成了权力崇拜者。我在排队等候瞻仰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时认识了一位年轻军人，他对我说“我当然崇拜他，他是我们的领袖，”虽然毛泽东有着皇帝般的行径，但还是深孚众望。毛泽东的未来进入21世纪，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将在中国的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还不是很清楚。19年前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里说，看起来将来可能对毛泽东虎气的一面比对他猴气的一面更和善一些。但在那一版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告诫：“然而……毛泽东这颗不落的太阳、这位猴王会从他的寝陵中放出‘小鬼 ’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时期的基础吗?” 看起来这仍然是一个要提出的有效疑问。在我写下以上这些话的10年以后，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学生和其他都市的中国人确实有希望“摇撼成功时期的基础”。然而，他们的思想武器不是来自毛泽东的语录，而是来自杰斐逊、潘恩、甘地。既然邓小平已经去世了，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 “左”派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国家统一、中国文化自豪感和平等主义等价值的名义复活。毛泽东的乌托邦彼岸——他年轻时为家乡湖南省独立而喊出 “造反有理”：他认为年轻人是纯洁和真理的综合体——并非无处寻踪也不能假设已经和毛泽东一起逝去。有可能毛泽东的模糊的遗产被专制秩序、英雄的领导和国家自豪感的名义暂时征用。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奠基人。如果中国举步维艰，他可能会因为整个共产主义试验而受到指责。毛泽东的革命的参照对象肯定将是模糊不定的。就像毛泽东重新确定在他自己统治之前的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的参照对象一样，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也会重新确定它们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合法性的需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毛泽东选择鸦片战争作为他自己的“反抗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时期，忽略了1911年清朝的崩溃和蒋介石的民国时期。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会把民国仅仅看作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不经意的准备。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偶然碰到他的女儿李讷正在唱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训导她，说这首歌中的“中国”应该说是“新中国”。事实上这首歌是在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的一篇社论的基础上创作的，所采用的确实是李讷在院子里所唱的歌词，没有“新”这个字眼。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示意下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在1950年毛泽东就对共产主义时代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同样，一个将来的中国领袖也会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仍是短暂的。沃马克相信毛泽东的思想会在中国的政治中保持一种重要的、有创造力的影响。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声望会提高，这一展望是有说服力的，邓小平时代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正，而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们就不会感到需要标榜与毛泽东的不同。只要有人在政治上需要毛泽东，就不可能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不可能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作家巴金在这一点上的寻求是徒劳，虽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现代国家都会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参照对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观念有多少来自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有多少来自中国传统的争论范围，将会由于毛泽东越来越多的“成就”被证明是暂时的和可逆的而出现新的形式。长期以来考察毛泽东的框架是他创造了共产主义中国。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视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于是争辩进一步上升到他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苏联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有多大的不同。毛泽东回到了19世纪的改革者康有为提出的“大同”思想，希望他自己那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会结出“大同”的种子，这是不能实现的。同样可以设想一个未来的中国领袖会因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是非中国的而对之进行排斥，并且把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和来自中国悠久过去的社会公正思想组合在一起。沃马克正确地指出把毛泽东一分为二，一半是“成功的革命者”一半是 “损失惨重的左派”是有问题的。有人会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许多贡献是与马克思主义潮流及其主要时代堡垒苏联抗争：关注农民、借助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框架、转向西方。在对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时，沃马克提出了一个具有震撼效果的二元论：一方面决议是对毛泽东苛刻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决议也“暗示了如果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分析的话，对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就不会那么苛刻，虽然至少毛泽东个人和左倾路线要均分其咎。”在理论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统一者的声望有一天会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分开来。毛泽东将被看作是一位造反者、一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一位像他之前的孙中山那样来到北方推翻政府的反叛者。一个世界化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会指出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第一次待在北京起就不喜欢北京，1949年掌权以后他会尽可能多地离开这个“北方的首都”。有人会说他的天性就适合做一个在南方造反的农民，而不适合做一个北方的马克思主义官僚。当然，概莫能外的是，对于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所有重写都会有歪曲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早就预见了这一过程：“我的话肯定会被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所有这些思想的伟大学校都被分解成一个个派系，每一个都对最初的真理有不同的解释。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成长或变化。停滞会出现，原始的经典会死亡。”